杀人回忆

有一阵非常痴迷悬疑片的缘故，于是地毯式搜罗了一长窜悬疑惊悚后，脑海里挥之不去的，还是这部《杀人回忆》。
它曾被评选为韩国百年来最伟大作品之首，它也曾被誉为“零瑕疵”电影，最难得的是，这是一部盛名之下又名副其实的电影，风评也是一路飘红。对于我来说，这是一部看的时候牙关打颤恨得牙痒痒，结尾处背脊飕飕发凉，看完后三天都还走不出来的电影，如此的后怕和后遗，不愧同类型中的翘楚。

《杀人回忆》的开始，是一段忧伤的钢琴。一片广袤的稻田和一个藏尸的水沟，一个鲁莽蛮干的老探员和一个自视甚高的新探员，在这个清静到乏闷的村子里，暗藏的杀机就像蛇的毒牙，冷不防就会从无动静的草丛里突袭，一击毙命。
静与动，闭塞与开阔，落后与精准，浪漫与杀机——反差，是这部电影第一个高明之处。
另一个高明之处，在于它紧密结合了时代。在那个充满军统政治和运动镇压的时代里，警察办案崇尚屈打成招，DNA要送到美国去验，封闭、愚昧、压抑，有说不出的苍凉。雨夜、丝袜、连环凶案、红衣女性被害人，再加上残忍的杀人手段，所带来的精神摧残和暴力压迫都让人透不过气——一个杀人凶手让一整个村子成为死城，岌岌可危。
个人的命运是逃不过时代的，而个人的密流也暗潜在时代的洪流里。外头那么吵闹，许多人许多事，人唯一可以掌握的只是这一点点的自己，但因为时代是动荡不安的，你的一言一行也许很容易就扣上时代动荡的振幅，甚至它成为你的帮凶，所以乱世易出英雄，枭雄和人魔。乱世中的一叶孤舟，掀起了轩然大波——那种悲凉，是面对茫茫荒原的空旷而生的悲凉。

雨夜，林荫小道，独身女人，红衣，符合凶手挑选猎物的一切条件。警察的女朋友出诊后回家，凶手在暗处准备伏击了，可她与女学生擦肩而过，死亡在这一秒逆转，她浑然不觉地幸免于难，而女学生成了亡魂。
傻子被警察逼问时曾经说过：“那个人曾经把我推进火里，火里很可怕。”这一条宝贵的线索却被忽略，这个大概唯一知道凶手是谁的傻子也被火车撞死。
凶手的脸在行凶时露过一次，那是一张被苍白的电筒光照得失真的脸孔。
……
所有细节都让人不寒而栗，无限唏嘘。而答案，就像双曲线无限趋近坐标那样无限接近于案件真相，但是，只差一点点，可偏偏就永远只差那一点点。

百转千回，凶手锁定在了一个长相清秀的男人身上。按照反外貌协会的理解和戏剧化的必要埋伏，手无缚鸡之力或面相出污泥而不染的人物往往是终极大BOSS，况且他的脸孔，符合真凶的柔弱，眼神里还透着杀手的冷，侧面证据都到位，只差一个直接证据就能定罪，答案呼之欲出之时，那张从美国回来的DNA证明却推翻了一切。
攒满力气的拳头打在空气里，连愤怒都变得无力。
苏探员是知识和真理的象征，可是，连他都倒塌了。以冷静著称的他丢弃了理智，以错杀来终结罪恶的崩溃行为，甚至都在情理之中了。

影片的结尾，从商的探员再次回到凶案现场，女孩告诉他，前几天也有个人学他一样，在这里看了一看。
“他说了什么？”
“他想起了过去在这里做过的事情，所以回来看一下。”
“你看见了他的脸吗？他长什么样子？”
“很普通。”
不敢再触碰的疮疤，噩梦一般的记忆，就出自一个长着普通面孔的人之手。镜头上是宋康昊一张几乎流泪的脸，深刻的绝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个绝妙的结局，如匕首插入身体的钝痛，尖锐地划开皮肉，再慢慢扭动。

《杀人回忆》的故事，来自于韩国轰动一时的真实案件，警方先后投入了205万名警察，这个案子过了15年时效期，至今未破。
这部电影是03年韩国票房冠军。真凶极有可能坐在电影院里和万众一起欣赏他的杀人艺术，想一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我们身边的恶，就是出于多少张普普通通的面庞。他人即地狱。人心就是罪恶最深的病灶。这，也是电影留下的最深阴影。
西方电影大多走视觉路线，东方喜欢走心理路线，悬疑和惊悚，后劲强烈。那种细腻入微和气氛营造上的把握，简直就是占心术，每一点破绽都卡着你的心坎，每一次破灭又都挑痛你的神经，一场电影，就是一轮心理游戏，就算你机关算尽，也是注定的输家。

电影开场的配乐很赞，几声钢琴键的敲击，舒缓简洁，却营造出怀旧的时空感。画面亮起，湛蓝的天空簇拥着大朵大朵的白云，大地上一片无边的金黄麦田，好一幅优美的乡村静景。稍顷，远处居中的群山上方依次显现出几个草体字：杀人回忆。—个现实中悬而未决16年的系列奸杀案就在这个身披明媚阳光的村落里一桩桩的展开。雨夜，红衣，单身女人，一首悲歌之后是精致的捆绑和残忍的行凶，两个行事风格迥异的探警狭路相逢，不惜一切要寻出真凶。惊怂探案的外壳里，包裹着故事外韩国人对80年代极权统治和民主运动的集体回忆。一如在《怪物》里套用恐怖片的模式探讨人情冷漠的社会一样，奉俊昊惯用的手法——多样风格的融合使得影片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内涵丰富。变态的显像刺激人的感观，细节的隐像渗透人的内心。生活高于戏剧，“悬而未决”四个字带来的真实感和无力感，成就了这部电影。想一想吧，2003年的某一天，真正的凶手也许正坐在电影院里和其他500万韩国人一起唏嘘。他这个“真正的主角”是怀着什么样的心理在欣赏呢？这种能令人产生无穷想象的现实性实在是叫人后背发凉。

影片给出的第一个正式画面回想起来颇有深意：一个看似傻头傻脑的小子站在一片麦地里正盯着眼前某处。不一会，小子手一伸，抓住了眼前麦穗上的一只蚱蜢。这只蚱蜢在第一个画面里是极其不引人注目的，因为它本身的颜色和周围的麦穗们很相近，而且镜头的聚焦也将其刻意忽略，直到下一个画面，观众才会明白小子的注意力原来在蚱蜢身上。这2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镜头其实对电影的结局一早给出了暗示。

电影结尾，2003年已经转业的探警宋康昊故地重游，碰巧从一个小女孩口中得知不久以前，也有一个人回来过（某案发现场），宋激动起来，追问那人长什么模样，小女孩撇撇嘴道：很普通的，就是很平常的长相。镜头转向宋，一个长时间的面部特写：警察表情复杂，双眼泛泪。字幕起，背景依然是好风景的蓝天和麦田，只是少了灿烂，多了阴霾。最后这个意味深长的镜头，不少人都说是在暗示宋猜到了犯人，但我觉的只是他又一次感到了无尽的绝望。那些有着平凡长相，无法给人留下印象的脸，就如开场那只蚱蜢淹没在大片的麦田里一样，人海茫茫，隐藏得不落痕迹。这个破不了的案将是他生命中的一个烙印，伴着噩梦伤痛和怨恨，无法摆脱，永随其身。

睡了一觉起来，突然发现两个疑点豁然开朗。
首先关于阴毛，现场没有阴毛，是因为他并没有实施强奸。
所以第二，DNA不符，也是出于同样道理。
他参军时的照片，让我感觉他是一个同志（拿枪的人竟然手那么光滑），他不喜欢女性。所以才会在她们的阴道中塞入杂物。
而且据“目击者”的口述，他描绘了杀人的经过，但并没有“强奸”的发生。
如果懂韩语的朋友，倒不妨听一听《悲伤情书》这首歌的歌词。这是一首男声演唱的歌曲，个中情愫，不知有何讲究。

以上是个人观点。接着说两句，奉俊昊在电影中是给出凶手答案的，无论是手部特写，还是专业的打结手法（退伍军人），或者说杀人不眨眼，只是没有证据。他想说的是，科学就是真相吗?

首先围绕电影，谈谈谁是凶手？
韩国这起未破的系列杀人案，究竟真相和证据如何、是否有朴兴奎这么个类似的嫌疑人，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希望哪位豆友有这方面知识和途径可以获悉），能讨论的仅仅是依靠影片给出的线索。
正因如此，影片在排除了傻子白光昊、手淫者乔秉淳后，嫌疑最大、着墨也最多的就是退役青年朴兴奎了，可即便这条线索，也让导演在最后一起案件中排除了嫌疑，不是靠精子DNA鉴定，而是朴兴奎的衣服。请注意，徐警官在车内监视朴兴奎时，朴在乘上公交车时是灰色的工装上衣和黑色裤子，而随后雨中处理被害少女的凶手是黑色上衣和灰色裤子，这里有两个疑问：第一、是否还是原来那套，仅是影片中雨夜光线问题导致出现色差？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次日徐警官从朴家中揪出朴时，朴仍然是上公交车时那套黑上衣和灰裤子，经过雨夜作案回家仍穿着湿衣裤睡觉，不可能。第二、有没有可能是朴脱离监控后赶紧回家换上新的衣服、穿上雨衣再出来作案，作完案后再回家换上原来那套？这也不符合逻辑。因为凶手并不知道有观众在看，完全没有必要多此一举，何况朴怎么会知道徐在关键时刻发不了车不能继续跟踪。
很多网友批判韩国当时对美国DNA鉴定技术的迷信，但我理解，影片这一处理正是导演对这种尊崇的反思和否定，正是导演对这一结果的不愿或不敢全盘接受，所以特地设计了衣服变化这一细节以说明根本就不是朴在作案。换句话说，在导演和其所代表的韩国人看来，当时的DNA鉴定也只是参考消息，而非破案关键。
这样的处理在刑事侦查来看，也是合理的。首先，1986年当时DNA技术鉴定的权威性是否充分确实值得商榷。我在最近一次听李昌钰授课时，李提及美国警方已发现不止一起DNA鉴定的失误，现在在清查不少已前靠DNA认定凶手的定案。其次，从证据学上排除合理怀疑的角度来讲，警方在一名死者衣服上发现的一滴精液，还应调查死者生前有无与任何男子发生过性关系，如果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也就不能将该精液就定为必然是嫌疑人所留，所以法医所言“那会是相当有利的证据”还算谨慎，只能说到如此了，徐警官在雨中看着公文时的绝望和在绝望中举枪，更多的是失去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心理表现，而非一贯理性的行为。
至于网上各种观点里，说刑房内修锅炉的中年人、说学校后山上哭泣的女子、光昊店里吃火锅的学生，都是没有什么依据的胡乱猜测。当然，为什么女子能逃脱凶手的魔掌没死，我没看明白，哪位豆友告诉我一下。
此外，白光昊的话是不是线索？光昊应该是个目击者，这里且不论其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状况是否有作证能力，至少是本案一个非常要紧的突破口。光昊对于朴兴奎那张脸没有正视，而是转头喃喃起自己小时被扔进火堆的场面，影片这样的处理感觉有点意义。应该是个与把小时光昊烧伤的事件有关联的人。对于光昊避而不谈的问题，是否是一种选择性遗忘，电影给的线索不够，我无从评断。
曾经我也想过：如果朴兴奎不是凶手，为什么他不能回答警官电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什么？为什么会在脱离监视两小时内没有回家？我设想了两种可能：一、反感警察，所以不愿配合。但这要结合其经历、交际范围和生活习惯等来分析，影片除了些只言片语，好像没有交代更多的线索，我记得他在受审时说“小孩都知道你们严刑拷打嫌疑人”，还有在雨中被胖警官捏着对视双眼时骂了句“杂种”，略略看出其心理倾向。二、警察的审讯是否有诱供或骗供的嫌疑？比如明明没有这一情节，编出主持人读过名字等假象来促使嫌疑人自我心理防线崩溃，要知道这样的方式在侦查实务中并不鲜见，换着是之前的徐警官也许不会采用这种方式审讯，但此刻他已经和胖警官有了思路的互换，自己也快要疯了。
五年之后重看这本电影，仍然让我嗟叹不已。电影并未有志于探讨证据的效力等等，所以观众们也大可不必执着于此，如今再看，不禁想起我国几十年来的刑侦现状，尽管在不断进步，但有些地方或者深层次里还是那么相像：每逢领导人（包括别国的）驾临，警察和军队就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地去维持秩序；每逢大案发生，警方一边对着媒体做着高压姿态一边对着所谓的嫌疑人刑讯逼供，如果不是被害人重回人间，赵作海这样的冤案何时能翻身？还有多少赵作海期待着翻身？我不知道，也不敢想。想多了，回想起《杀人回忆》，想起乔勇古那标志性的飞踹和被截肢的残局，一如这个社会。
真心真心地希望，我们的民主与法制进步的快一些，再快一些。
如果说，宋康昊最后带着一丝惊愕、一丝茫然和一丝愤怒的眼神，是在望镜头彼端的杀人凶手的话，我想说，他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那眼神里除了无奈的警方，还有无辜的被害人，因为他站立的地方，就在她们第一个被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