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82年生的金智英

作者:李楷然

人类幼崽研究员

唐山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中国电影资料馆重映了《82年生的金智英》，大厅几乎座无虚席。情节进行到金智英高中时代在公交车上被尾随这里，耳边渐渐有抽泣声响起，到影片落幕时，抽泣声已是此起彼伏，抹着眼泪离座的，不乏很多男性。

也许那一晚很多女性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不止是主角金智英，她们在金智英身上看到她们自己，看到烧烤店的那些女孩们，看到了身边每一个平凡普通的女性。

金智英是82年生的韩国女性用得最多的一个名字，影片中的主角金智英正像是千万个家庭中作为母亲、女儿、妻子的“金智英”们的缩影：出身平凡，家境普通，大学读国文系，毕业进入一家广告公司，结婚后成为全职妈妈，父母到了退休的年纪依然在做小生意。有着三两知心好友，原生家庭和婚姻也没有显见的重大缺失。读书、工作、结婚、生子，生活每日就像水一样波澜不惊地流过。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然而平静水面下那些细微的旋涡和暗流，涌动在金智英的身体里，只有她自己能感觉到：高中时在公交车上被男同学尾随，虽是有惊无险，那种恐惧带来的冲击力却是经年不减的，作为保护者的爸爸出现后也不免要责备几句“不要穿那么短的裙子”、“不要随便对人笑”，即便金智英穿的是统一发放的校服、连尾随男子的脸都没看清；

工作后参加企划组选拔，终选名单上全员男性，她犹豫再三才敢向上司问出“不选我是因为我能力不足、您不喜欢我吗”，得到的答案是“你能力不错，但也许做不了几年就要结婚生子，无法兼顾家庭与职业”；

生完孩子想重回职场，输入自己的履历和可以工作的时间后，筛选页面却一片空白，唯一能迅速上手且兼顾接送孩子的职业只有附近街区的面包店售货员，而她是国文系大学毕业生。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片中所有矛盾冲突的设置、情节的推进、画面的转换都极尽温和，几乎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场面或是极端的角色，唯一对女主“攻击性”稍明显的只有婆婆，但也点到即止、戏份有限。然而东亚社会中女性权利感的丧失很多时候并不仅仅因为遭遇过某几件重大挫折，反而正是那些微小不易察觉的侵犯、打压，与分不清是保护还是限制的“为你好”在成长过程中点滴积累，编织成一张无可脱逃的、繁复细密的蛛网，“金智英们”在其中像是徒劳挣扎的猎物。

就像姑母来家里做客时与金智英的一段对话，再日常不过，却正是这种渗透进女性生活毛细血管里的钳制最好的写照：

“你养孩子再难，也要好好打扮自己，女人应该是漂亮的。”

“姑母，我觉得我不化妆也很美呢！”

“漂亮什么，瞧你憔悴的样子！”

这里姑母虽然是女性，但她的建议却带有深深的男性凝视意味。金智英不是没有试图反对姑母的话，她把反抗藏在和气的笑里，试图用幽默和笑容缓和对话中紧张的对抗性，但很快这小小的矜骄和自尊心又被姑母看似是关心的回应打压下去。这样微妙而令人丧气的瞬间，恐怕少有女性敢说一生中从未经历过一次。什么样的建议才是真的为女孩们好很难界定，但提建议这个举动本身却彰显了提建议者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衡量体系在权力上的高位。

也有人质疑金智英矫情，觉得已经很少有男性能做到片中的丈夫所做的——在母亲面前尽力维护妻子、主动要求休育儿假、为妻子找心理咨询师。但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呈现出的黑洞般的、缺乏安全感的、仿佛再多的爱也填不满的低能量状态，不是哪一个具体的男性能修复、弥缝的，因为这种状态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不是某一次单独的事件，而是系统性的、长期性的能量侵蚀与贯穿女性生命终始的权力低位感导致的。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片中的每一个女性几乎都在某个时刻成为被男性同盟所摒弃、所不能理解的“阁楼上的疯女人”：金智英内心深处所有对生活最真实的不满都是在“精神错乱”、“被他人附身”的状态下说出口的，但这种“精神错乱”更多是丈夫定义里的——只有他如临大敌且视之为病态，而智英的母亲、上司以及女咨询师则或是心疼怜悯、或是毫不意外地理解和接受了她的状态；

智英的姐姐中学时曾因抓住暴露狂送警被老师批评“女生不知道羞耻”，家庭聚会上也会因为还没结婚被姑母讽刺“你真是特殊”，她的据理力争被弟弟评价为“你总这么冲动，会出大事的”——她的每一次抗争都让她更加成为父权社会中的异类，尽管周围人“划清界限”的方式可能是温和的（也许只是家常闲聊中的一两句调侃）；

母亲美淑两次因不满丈夫对女儿和儿子的差别对待而爆发，丈夫都是本能地回以震惊、不解、不可置信的眼神，即便妻子情绪崩溃地坐在地上哭诉，他也只是站在一旁。同样的情境下，当智英不堪压抑化身外婆诉说委屈，母亲则是本能地迎上去抱住了她，无需解释、毫无困难地理解了女儿；

智英的女上司半开玩笑地反驳男同事污名化职场女性的言论时，会议室里的男性迅速、无声地结成同盟对她施压——或者说同盟一直存在，只是何时现身的问题而已。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只要女性试图反抗、表达不满、争取权利，不论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都会被视为异类与威胁。于是所有女性都有可能在任何时刻成为“生病的金智英”，因为定义“什么是正常”的权力不在她们手中。

家庭系统排列创始人海灵格的治疗实践表明，当家庭成员对家庭内部动力和能量流动没有觉知意识时，家庭中的一个后代会承接某位被排除在家庭系统之外的长辈的命运。亦即，一个人的情绪、感受、能量转嫁到同一系统中更为弱势（年龄更小）的另一人身上，不仅可能，在他们同为弱势群体时，这种群体间的“通感”甚至是必然的。片中金智英多次出现身份的游移——时而是大学时代的学姐，时而是母亲，时而是外婆（均是比她年长的女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她们都是曾经被男性话语系统排除在外的人，她们都已经或近乎失语（母亲年迈，外婆和学姐死亡），她们连同她们的愤怒、委屈、不甘、悲伤，都活在金智英的身体里，因此金智英因为女性身份所遭受的每一次打压、侵犯、不公，也许看似微小，实际上牵动的都是她身体中这个巨大的女性共同体，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引发的能量共振是爆炸式的。金智英其实也是失语的，只有借这个女性共同体中的某个其他人之口，才能说出真实的感受，代价是被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在这股来自女性共同体的强烈能量的裹挟下，她的自我很容易被淹没。所以金智英面对很多生活琐事产生的愤怒、不满、失望，不是敏感，更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因为她愤怒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愤怒，悲伤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悲伤，几代甚至千百代女性的生命诉求在她身上横冲直撞、要找一个出口。

但正如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里所说，家庭也不过是父权制对女性进行剥削的最小单位而已，“金智英们”回归家庭就像是一头钻进了死胡同：“我总觉得越过这面墙壁，应该就能找到出口，可依然还是碰壁。就算找到其他出路，也依然碰壁。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出口。”

那么离开家庭、像娜拉一样出走的话又如何呢？恐怕在初入职场之时，金智英已经从女上司身上看到了答案。

知道她生病后，弟弟终于把那支她眼馋了十几年、爸爸去英国只买给弟弟的钢笔送给了她；知道她生病后，以前登门从不带礼物的弟弟受爸爸嘱托带来一袋红豆面包，尽管俩人都不记得金智英爱吃的是奶油面包，把弟弟喜欢的口味错记成她的。高位者的自省和歉意总是在对方已经不需要的时候姗姗来迟，正如这钢笔；有时这种歉意和补偿甚至根本无关要害、文不对题，如同一袋红豆面包。

-FIN-

《82年生的金智英》改编自韩国同名小说，一经上映就在本土引起了巨大的话题性和争议，在国内流出资源后则又被广泛地称赞为一部具有社会意义的现实主义佳作。不禁想要自问一句：一部作品的“社会意义”要如何去衡量？是根据讨论的热度吗？作者的人文关怀又在哪里能体现？是根据选取的题材吗？我们又该如何判断一个创作者的创作动机是否够真诚？是否含有算计的成分？是根据导演的性别吗？

电影通过闪回结构组合出了一个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几乎所有伤害和不公，但无论闪回段落还是编剧设计的主线矛盾都具有过强的独立性和一般性（说不好听就是像段子），而这些内容却又老生常谈、过于浅白，那些情节里的人物可以替换成任何女生，那些冲突在国产电视剧里也屡见不鲜，金智英却在这种功利性的罗列中显得断裂性格缺失，为了使素材延伸出更大的广度而牺牲了人物的深度和作者的观点和立场。所谓“社会意义”的成立在于电影提出了新的问题，或者对已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提供了新的视角。

创作者真正贴近其想要关注群体的外在呈现一定为表现出其对客体的观察和了解，而非对众人皆知的事实进行堆叠以博取大众的集体认同。足够能证明创作者人文关怀的策略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给予人物绝对的尊重并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让他独立于文本、具有性格，从而通过他和外部世界的差异以及自发的冲突凸显出创作者想要警示人们的问题，比如阿涅斯.瓦尔达的一些剧情片（《天涯沦落女》）。另一种是针对特定的事件，集中、细致、完整地表现个体面对情境的行为和反应，还有什么比欧容在《感谢上帝》中不惜放弃节奏去事无巨细地还原性侵受害者步履维艰但义无反顾的维权过程更加令人动容鼓舞的呢？《金智英》追求全面导致的片面，追求中肯导致的二元化，都无法引发大众真正面对结构性根本的自省。所谓“人文关怀”，主体自然应该是“人”而非“事”。“作为群体的代表或者象征”也并不能成为人物符号化、功能化的理由，《爱丽丝最后的逃离》那样一个架空封闭的寓言叙事，夏布洛尔仍然赋予了人物极强的自主性和行动力，都不能成为一个“人”又凭什么“代表”或者“象征”呢？

至于创作者的动机，作为观众我们永远无法也没有必要追求“真相”，因为作品一经完成就会脱离作者，和作者互不代表，自成为一个表达主体。就像谁又知道毕志飞是不是真的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拍出了《逐梦演艺圈》呢？

除了结构性的肤浅，还有两处具体的情节设置值得质疑，一处是结尾金智英通过将自身经历写成小说的剧情该如何理解？算是一种改头换面、走向独立，为广大女性发声、传达控诉？还是对女性身份和过往的进一步自我剥削？历史上不乏女性以文学艺术作为个人实现的出口的前人之鉴，这本来无可指摘，但仅就金智英的状况来看，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首先从画面（和声音）给出的信息量可以大致明确金智英写作的内容几乎就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其次金智英此前的工作似乎也不具有文字编辑的性质，那她是否具有写作能力？（如果一定要说金智英向来就具有这种天赋，那么影片应该给出铺垫，而不能是观众脑补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大概率没有文字功底的女性把自身经历以小说或者自传的形式传播给大众并且获得了极大认可以及某种实现，这算不算自我剥削？我们不能说这在道德上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只是跟影片结尾带有正向和解意味的基调不是那么匹配，使表意显得语焉不详，缺乏信服力。高调阳光的结尾甚至会无形中输出这样一种立场：女性在社会竞争中理所应当地无法进入男性为主的职业体系，与他们平等的共享其它社会资源，一定要通过边缘化自我的方式求得夹缝中的生存。

第二点质疑关于金智英的疾病，很容易理解这种设置“表现金智英被压迫之深”的原初用意，是一种单向的反馈，环境压迫作为“因”，病理表现作为“果”，在商业片叙事系统内尤其又是极爱煽动情绪的韩国电影这种策略无可厚非。但从丈夫打算辞掉工作后，这种因果逻辑在无形中被调转了：婆婆打电话向妈妈提出指责和不满，妈妈起先据理力争，直到婆婆指出智英有病，这是妈妈崩溃了。人物情感指向从这里开始偏向了“面对疾病”和“自我治愈”，疾病反成为了传统压迫的话语材料：其实一切矛盾都是因为你有病！就赶紧治病去吧！这种因果概念的倒置之于原初逻辑变得悖论、左右互搏。

金智英生于1982年，而这部电影拍于2019年，女性电影早在60年代伴随着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呈现出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并且延续至今，近年更是各种“女性的声音”风生水起，连超英和迪士尼动画电影都要割一把女权的韭菜，这类作品实际上早已成为了对主流的应和讨好。所以这样一部用笨拙的语言重复着大量陈词滥调，如同马后炮一般的“故事会”文本的出现，究竟是社会意识的觉醒？还是影像的倒退？

2016年秋天，一本名为《82年生的金智英》的小说在韩国出版。

随即在2017年收获书店评选文学小说类年度最佳书籍，新书畅销榜Top1，实体、网络书店小说类Top1等不胜枚举的奖项与记录。

与此同时，此书被广大韩国男性定义为“女性主义”，铺天盖地的恶意评价也席卷韩国各大网站。

更不幸的是，有韩国女星在网络上公开表达对此书的喜爱，却遭来绝大多数男粉丝的强烈谴责与脱粉。

一时之间，网络上对此书展开了漫长且沸沸扬扬的探讨。

2019年10月23日，与小说同名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上映。

在网络反响上，电影上映与小说出版的结果无异。

发行前，对电影仍是恶评如潮。上映前，在韩国网站Naver上，想看与不想看人数达到了罕见的3:5。

上映首天，电影更是遭遇恶意打分的“恐怖袭击”。

以Naver网站电影页面10月23日（上映首日）下午3点为基准，电影评分的几项数据出炉。

10分制的评分计算规则，观众评分约为9.7分，影评人评分为7分，网民评分（谁都可以给）只有4.45分，而且性别差异尤为明显。

男性网友评分为1.45分，女性网友评分为9.19分。

从领略原创小说的真实和感受同名电影的温和之外，我们也不难窥见一个社会男尊女卑的严重性。

今天要分享的这部电影，就是目前豆瓣评分高达8.7分的韩国新片——《82年生的金智英》。

金智英于1982年出生在韩国，同是生活在东亚文化圈的大染缸，有些东西自然而然被当作是“传统”。

由于年代不同，男尊女卑的程度有大有小，但这种现象依旧如梦魇一般从未消逝。

从家庭戏剧的角度来看，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讲述了一个经历育儿、家务和职业中断的金智英（郑有美 饰）突然有一天有了精神问题，说出了一些令家庭成员惊愕的话语…

不知不觉地，丈夫郑代贤（孔侑 饰）和整个家庭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故事。

影片开始，镜头在家庭聚会其乐融融的场景和金智英做家务之间切换。

直到金智英以自己母亲的口吻和婆婆对话时，空气仿佛凝结成冰，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金智英开始称呼婆婆为“亲家母”，丈夫为“小郑”，公公为“亲家公”，而这种人物代入让她完全迷失自我。

场面近乎不可控时，郑代贤（孔侑 饰）连忙将妻子带离现场。

“爸，妈，秀玄（郑代贤妹妹），智英她有点不舒服，真的，她最近有点生病了，我之后再仔细向你们一一说明。”

无数次，化作自己母亲的金智英都在想：

“只有你们家人团聚很重要吗？既然你们的女儿可以回娘家，那也应该让我们的女儿回来才对吧！”

每次金智英陷入精神异常时，她的脑海浮现的全是童年的回忆。

镜头闪回到从前，那个对女性恶意达到最大化的从前，小时候父亲重男轻女。

初中时公交被男同学尾随和威胁，叫父亲来接后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迎来的却是父亲的严词指责。

为了工作，对男同事的恶意玩笑她可以忍气吞声；为了育儿，放弃工作她可以忍气吞声。

但好不容易出门买杯1500元（约合人民币9元）的咖啡喝，竟被陌生男子说是妈虫（网络流行语，暗讽有小孩的母亲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靠老公养的生活），她愤怒的情绪终于迸发。

电影以温吞的方式描摹平凡女性金智英的一生，以穿插回忆的叙事方式将观众带入她的内心世界。

感受她作为平凡女性有苦难言的丝丝苦痛，每一次简单的单人镜头都铿锵有力，每一次的特写则让观众共情满溢。

生活流的影像虽比小说直述一个个刺痛人心的事实要来得温和，但也架不住痛楚的画面反复叠加。

脱胎于小说的真实故事，透过影像的介质，电影的真实蕴含于平静的画面和人人皆知的戏剧冲突中。

它如一面镜子，照到他们，也照到我们自己。

第一眼故事，第二眼生活，第三眼自己。

和约翰·威廉斯的《斯通纳》一样，平静却又如此有力。

时光流逝，一次次的事实成为韩国男性的“男权主义”已然深入骨髓的佐证。

我们期盼他们会反躬自省，他们会将骨子的歧视慢慢淡化，他们会摘下那恶毒的有色眼镜，然而这次期盼再度落空。

关于男尊女卑的问题，韩国存在，我国存在，全世界存在。

而每一次不同形式的发声，都看似微不足道，但都是或大或小的努力。

并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但不尝试就一定没有。

回望韩国电影这么多年，不可否认的是，在创作自由的土壤之上，他们曾经拍出过太多改变社会的电影，如《辩护人》《熔炉》。

所以，偏见也好，歧视也罢，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和社会的劣根性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诚如鲁迅先生所言：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生而为人，由衷期盼每一位女性都可以不被所谓的“性别”所束缚，可以拥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

PS: 不要求资源哈，韩国才上映呢！嘻

作为生在一个标准的东亚家庭的女孩，应该有这样的觉悟，面对不平等的待遇，要像2010年后出生的孩子面对数码产品一样习以为常，好像这些本来就存在的事情是天地自然一样。

金智英就是这样一个传统的儒家亚洲家庭长大的女孩，她小的时候站在广阔世界地图面前，选择长大要去美国。可是当她长大之后，她站在自己家里的阳台窗户面前，眼前永远只有一条只开了一间杂货铺的单行线。

金智英的人生，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她家庭稳定，成绩优异，毕业进入大公司工作，按部就班嫁了个疼爱她的老公，生了个可爱的女儿，婚后不用工作，只需要“花着丈夫的薪水晒太阳喝咖啡”，在外人眼里，她本该像本片色调一样，温暖明亮。可是这个“贪心”的女人，她还是不满足，她难过的得了精神病，她独处的时候，沉浸在巨大的阴影中。“偶尔的时候，也觉得做别人的妻子，别人的母亲，”她微笑着安慰自己，“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这句话和今年大热的台剧《俗女养成记》中的奶奶最后那段话如出一辙，当了一辈子的陈李月英、陈太太、医生娘、陈妈妈，阿嬷，没什么不好，但是最后还是想当回李月英，做回自由的自己，最后为自己唱一首《纯情青春梦》。这也从侧面证明，在东亚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整个东亚女性面临着相同的性别危局。这样的人生并不是不好，只是没有选择。我可能也喜欢成为妻子和母亲，但是我首先想要成为的，是我自己。一体两面的，亚洲男性在这件事上面临同样的性别尴尬，虽然不需要承担繁重而琐碎的家务劳动和职场歧视，但是在传统儒家文化价值观里，他们似乎也只有拼命工作赚钱、谋求职位晋升以换取社会地位和家庭的尊重一条路可走。一位男性在社会生活和职场上中是重要的，可是对家庭来说，他往往只是一个精子提供者，一个经济供给者，他在家庭生活中的参与度几乎为零。金智英那称职的丈夫下班后匆匆赶回家，只是为了用浴巾裹住他们的小女儿，不伦不类地参与到这个“给女儿洗澡”的家庭情节中来。

金智英的痛苦，不是物质生活匮乏的痛苦，而来自社会文化对她自我价值的否定和她本人自我的觉醒。并没有一件标志性的事情刺激她，而这些痛苦，来自于身边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语言，是造成雪崩的每一片雪花，她浸溺在委屈和悲伤的河水中，无法呼吸。观众在陪同她寻找病因是，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生活。“校服裙子穿这么短就是勾引人犯罪”和“你是女生很快要结婚生子无法保持团队稳定”的思维模式很可能就是你的家人和上司，而最悲哀的是，他们说出这样的话，甚至没有恶意。

电影如宣传海报一样，以女主角为叙述视角，她的丈夫，站在后景中，充满深情和忧虑的看着她。金智英的丈夫，和故事中所有男性一样，在女性生活中占据的比重并不大，整部电影的男性几乎都面目模糊。他们每天装作繁忙的样子，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角、女性的中心，男权自大无法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在女性生活中其实并不重要。在一个女性的成长中，通常收到的鼓励与同情、榜样与动力，都同样来自女性。她们的母亲、姐妹、上司、前辈，因为经历过，所以更明白互相扶持的重要。金智英的生活也同样如此，最后拯救她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位女性心理医生。

最为可悲的是，在东亚女性忍受歧视的处境中，很多歧视来自另外一些女性。金智英的婆婆对她颐指气使把她当做婢女，她的上司因为她是女性会造成团队的不稳定而不给她升职，当她被其他男性其实为“母虫”时，和歧视者站在一起的，是另外一些年轻的女性。

不过幸运的是，在电影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时代的进步。金智英的人生，已经比她那个为了供哥哥读书而不得不放弃学业去打工的母亲幸运的多，她上了大学，为自己争取工作的机会；她的女儿，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环境里成长，被一个温柔的高学历母亲教养长大，也会比她的母亲获得更多的可能性。

30年前，《末路狂花》中的两个美国女孩因为抗拒她们的既定人生，开着一辆福特冲出悬崖；30年后，《82年生的金智英》，这个30多岁的亚洲女孩，还在因为同样的甚至更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差点毁灭自己。但是我们相信，随着社会制度的逐步健全，越来越多的女孩自我觉醒，女性的宽容之路，会越来越平坦。

原著是女性，导演是女性，主角是女性，视角是女性，必然是女性主义电影。而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种电影分类为“男性主义”电影。男性是这个世界的基调。这个电影并未试图控诉或推翻基调，而是在讲“出路”。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出生活中遇到的女性的形象，这部电影具有丰富的女性角色，让我第一次可以将现实中的平凡女性投射进来。这些形象不是喜剧片里古板的女班主任、花痴的大龄未婚女，或者爱情片里欲求不满外强中干的女强人，或者恐怖片里控制欲爆棚的母亲，而是如此鲜活就在身边的女性——是在家庭和职场之间摇摆又不甘心的朋友，是工作后自己还完助学贷款，贴补家里盖房子的女同学，是遭遇过家庭暴力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女同事。这是很少见的观影体验，可见是人人心中皆有，却人人笔下皆无。

这部电影点出剥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现实。当我女同学全天在家里照顾孩子的时候，她的丈夫在离家两小时车程外的地方排队进地铁站。当我的女性同辈小产，她的丈夫请假照顾她后，就被“流放”到不重要的岗位。这不是简单的妻子对抗丈夫婆婆或者原生家庭的故事，这是每个社会螺丝钉在面对制度性剥削，该如何抢夺自己个人生活尊严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上司并不一定更认同用女性下属，“性别同袍情义”更多的是职场利益驱动，当劳动者只剩下剥削属性的时候，性别只是剥削的一项指标——在现有劳工制度下从谁身上能更轻松稳定地获利。制度可以异化人，人是制度的产物，而个人意识的可贵之处在于对制度的反思。当国人看这部韩国电影感慨韩国女性处境艰难而升起本国骄傲的时候，其实是对另一套权威话语的顺从，在文化的差异下面个体和制度的对抗是永恒的。不妨自谦地去比较，在韩国的制度下，有这样的电影出现，即便它遭受很多的压力，而华语电影中这类讨论几乎失声的。

金智英之所以震撼也在于她不是一个惯常的恐怖片女主角。她有努力的丈夫，有认可她能力的上司，有鼓励工作的前同事兼朋友，有以身作则的姐姐和关爱与支持的母亲。但即便如此，仅仅育儿一项就足以将她的处境推向孤岛。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以上条件都不具备的女性，其处境可想而知。假如金智英将生活的不满发泄到丈夫和女儿身上，生育和为家庭的操劳成为了情感勒索的筹码，这就是一个“曹七巧”的恐怖片了。

相比金智英，丈夫反而显得更加“孤立”，无法向自己的母亲敞开心扉（婆婆这个形象相对刻板），要面对工作的压力，没有朋友，对周遭男同事的价值观不赞成，育儿假期的困境，他既是社会制度的得益者，也是被剥削者，连带着献祭妻子的劳动，但如果他不“乖”，他也会面临现实的困境。虽然他在生孩子这件事上顺应的“压力”，但在拯救妻子于病痛之中又显出担当的勇气和不妥协的坚韧，这就是在处境中的平凡人的反抗。电影中不少角色都是“出路”的良好示例，至少你可以是在咖啡店里给金智英递上纸巾的人。最感人的莫过于公交车上的智慧与勇气并重的阿姨——谁要做神奇女侠？我要做公交车上的阿姨！

电影中有两场戏我非常喜欢。一是当父亲生气说“你就等着嫁人吧”母亲发脾气反驳，噎到父亲，全家人大笑喷饭，接着智英接到录取电话，举家为之骄傲。真是让人热泪盈眶的家庭氛围，是在父权的阴影下，但你得承认这里面有爱，每个角色都蕴含着对女主角的情感。电影不不负责下价值判断或建立斗争阵营，它的美在于包含丰富的层次。第二场是母亲目睹女儿发病，女儿是以母亲的母亲身份在说话，既是发病情节的推进，兼有对照顾者身份的母亲的体恤——我的长辈中也有这样的女性——又是女性命运的互相映照。而金智英在咖啡馆中的反驳，是这部电影最“旗帜鲜明”的地方，是个“必要”的时刻——在室内打翻饮料，多半会有店员帮手——所以远不及上面两场戏层次丰富。

剥削的另一个特点是带有阶级性，某些事业生活两开花的“成功女性”背后其实有的原生阶级优势，普通女性无法参照。人是带有社会性的，孤独的恐惧来源于对自己的处境的绝望。在社会群体中人会本能地互相参照，女性间互相比较，带有制度压迫的原因-——利益边界界定好了之后的内部困斗。但是这种比较，也可以是的参照（出路）。11岁的山口百惠看到电视节目选拔歌手有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生参赛，于是心想“或许我也可以试一下”。女性楷模的确更能激励女性。是参照“楷模”，还是妒忌同列，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当然，如果一个社会“成功”的样板本来就很刻板，那么“成功女性”的样板不过是在本来的刻板形象上再添上“家庭幸福”，那就还是枷锁了。对很多人来说，认识到自己的真正欲望就是了不起的成功了呢。

《82年生的金智英》是一部意义大于剧作与技术的电影，故事从展现来看显得颇为温吞，而无论是拍摄与剪辑都有些平淡，说得严重一点，像是流水账。但基于电影试图表达的内容，我仍然觉得电影值得一看，值得思考。

女主角金智英是一位家庭主妇，日常生活是照看女儿与打理家务，在结婚之前也拥有着正常人的生活轨迹，上学，毕业，工作，恋爱。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但不知怎么的，金智英女士患上了奇怪的病症，她会莫名其妙的变成其他人，以其他人的口吻说话，比如自己的外婆、自己的妈妈、丈夫死去的朋友……丈夫虽然非常担心她，但还是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她的情绪，在家人面前维护她，并且同意她重新进入职场。

如此看来，金智英应该是幸运的，不必在职场打拼，有可爱的女儿，体贴的丈夫，有维护她的家人，但最值得警惕的就是有人觉得她很幸运。 金智英像一根针一样，牵引着观众的视线，游走于过往回忆与当前现实，游走于家庭、职场以及公共场所，同时展现陈旧的观念与女性的生存状况。 而这些观念和状况包括： 老一辈的家长与亲戚对男孩有明显偏爱；过去的女性总会被剥夺上学读书的机会；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理所应当的需要承担家务；女性工作能力再强也不如把孩子和家庭照顾好；带孩子出门的全职主妇则有可能被视为“妈虫”；被性骚扰了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够小心不够注意；某些男性会偷拍女性并将照片上传分享……

但电影的总体气质是温和平静的，没有强烈的表达态度，可即便如此，电影还是在韩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或者说是反差。 女性给了电影高分，男性则给出了超低分，更有激进者请愿青瓦台，希望禁止本片上映。结合韩国娱乐圈的几起丑闻，由此可以猜想韩国大部分女性的生活状态，拥有名气、财富、地位的女性尚且如此，普通女性可想而知。 电影中实际上对男性已经有所美化。 孔刘所扮演的金智英丈夫，不仅愿意分担家务和照顾孩子，甚至觉得金智英患上怪病是因为和自己结婚的关系，这是足以打动观众的非常深刻的自我反思。 金智英的父亲虽然重男轻女，观念不太正确，但对女儿的爱却是发自内心的，接女儿放学时急促地叫女儿的名字，对她找到工作感到开心，打电话买药，这几个镜头都是极具温情的时刻。金智英的弟弟生长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下，倒也没有变得令人厌恶，知道姐姐患病后，带上了礼物和零食去探望。 私以为电影是给出了暗示的，亲密关系和亲情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女性的地位和生活状态，但严苛一点来说，这可算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现实中的情况往往要比电影来的复杂得多，这也是很多人会觉得金智英幸运的原因，因为她的身边几乎不会有特别蛮横不讲理的男性，几位男性并不排斥更加关注女性。 电影明示的部分是，两个喝咖啡片段的对比。第一个，金智英在公园喝咖啡带孩子，被不远处的男性非议；第二个，在购买咖啡时被无礼的男性指为“妈虫”。第一次金智英默默走开，第二次金智英上前据理力争。

两个桥段的对比，终于让人觉得看到了一些戏剧性和态度，想要获得一些进步，总归是要靠自身去争取一下，不能指望别人有所觉悟。 这样的态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目前社会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2019年12月1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女记者伊藤诗织遭遇性侵一案作出裁决，伊藤诗织胜诉，被告人“安倍御用记者”山口敬之需赔偿其330万日元，并且，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誉权的反诉也遭到驳回。

这本该是一场快慰人心的胜利，但这个结果却让受害人伊藤诗织足足等待了4年之久，而日本法律体系本身便存在着对性犯罪的严重忽视，在过去，日本强奸案的最低判刑仅仅是3年。伊藤诗织以自己的经历写作并出版了《黑箱》一书，成为日本乃至亚洲为女性所受到的恶劣待遇而抗争的标志性人物。 反抗永远来自于压迫，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不管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还是倡导女权主义，都不是为了制造男女之间的对立。真正的女权主义，不仅对解放女性有所帮助，同时也有益于男性。 基于漫长的历史，女性真正的敌人是陈旧的错误的观念，甚至我认为，无论男女，只要你活在新时代，只要你认为自己的新时代的人，想要更多的自由以及美好，你就应该视陈旧的错误的观念为敌。 电影中的金智英觉得自己被困于囚笼之中，真正捆绑着她的并非是房子、家庭或者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长期捆绑于女性之上的腐朽观念。而精神病则是一种类似于科幻手法的消解手段，变成另外一个人，对女性予以安慰。

某些观念一旦在人们的心中既定成型便很难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有可能根深蒂固，事实上，所有的人，你我他，都有可能成为错误、陈旧、腐朽观念的囚徒。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