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1990

上大学时看过的片子，主演李雪健老师是电视剧《渴望》里的男主角之一。那时候不讲究番位，李老师把憨厚善良勤劳乐于助人的宋大成演的活灵活现。

所以电影一开始出现他的镜头，一下子就被惊到了，完全不是印象里的那个人了。随着电影剧情展开，观众被焦裕禄的故事深深吸引，感动，和剧中兰考的乡亲们一起为人民的好公仆流泪。李雪健老师演活了焦裕禄。

现在国家繁荣昌盛，是那些先辈们努力的成果，焦裕禄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人在默默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镜头刚开始就展现出人情味淡薄、难民、饥荒满天飞的景象，作为刚上任的领导没有官威架子、没有区别对待、没有胆小怕事。下乡接触底层人民，采纳他们的生活经验、经济、温饱、医疗健康一把抓，种泡桐树、挖水渠、送救济、了实情… 送给逃离“北上广”的小魏同志一把沙土，手段极其高明。为了对比，片中安排了一位转搞“面子”工程的领导，害…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他与同事打赌两人的“政治思想”，用历史来见证对与错，焦裕禄去世，乡亲们“十里长街送总理”就是最好的答案。

李健老师的演技很棒，把焦裕禄的爱国爱民、无私奉献的精神表现在细节上，你是最棒的，宋江哥哥

——碎碎念，不是影评，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的废话，大家可自行绕开。

最近写不出文章不是没有原因的。最重要的是，我的状态出了问题。有很多话想说，可是有更多的话觉得没有必要说，于是很多评论写着写着就没了下文，变成了断稿残章。

时代出了问题，人心也会跟着出问题。我曾经自嘲过一句，如今的70后除了钱还剩下什么啊，而80后除了挣钱还剩下什么？至于90后、00后，不知道，我并不想装着自己了解他们。

信仰、荣誉、勇气、责任感……这些过往称颂的道德品质到了今天还存在吗？还是我们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如那本书说的，如今藤校的录取都是为了“精致的绵羊”而存在的？

芦苇有篇访谈说得很对，如今的创作者都过于自我了，缺少普世的人文关怀，即使有这种人文关怀，那也是停留在小清新之类的安逸度日的文艺上，既不悲悯，也不深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80后都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个或许和独生子女有关系，但我并不认为独生子女是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性原因。因为，这种极度冷漠和自私自利，就我观察，并不只存在独生子女身上，非独生子女身上也比比皆是。

失却了信仰是很难获得幸福感的。不要总是以为以前信仰马克思的人傻，人家的内心何曾不比你幸福？而你除了钱或者挣钱之外，可还曾剩下些什么？

仔细地看了《焦裕禄》这部电影，我感慨良多。虽然这是主旋律的题材，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它是主旋律剧而否认它在艺术上的价值，一如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这部片，我认为是可以打8.0至8.5分之间的。首先，它出现的年份1990年是有寓意的，剔除一些意识形态的内容，我也看不出上头是有意在宣传焦的为国捐躯、鞠躬尽瘁之类很虚的事情，它更强调的是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精神。其次，这个人物的塑造并不是教科书式的，每做一件事都是直呼生死大义的口号，达到死而后已的目的。拜李雪健老师的艺术功力所赐，他被塑造成一个有普世情怀的人物，其真诚流淌于世间，非行云流水无可比拟。有一段，说的是焦的小儿子想吃大人答应的红烧肉没吃上，说爸爸妈妈是在骗人，然后把窝窝头扔地上，焦第一时间并不是条件反射式的去给这么小的孩子去做成人式的思想工作，而是出自一个父亲的本能去真诚地检讨反省自己，给孩子道歉的同时又能晓以道理。我觉得不管这是不是一部意淫片子，但至少这么一段朴实无华的演绎已经可以说服我，真实的焦裕禄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还有其他地方也很动人，比如焦裕禄对百姓发自内心的关爱，他子女对他的关怀（大儿子为了给他治病买吃的跑去挖煤），都表现得相当朴实无华，这些都是普世的人文情怀，而不是在宣传我D的教条主义。现在已经很难见到这样朴实的情感表达了，或者说，如今的屏幕上很难再见到这种朴实无华的情感的表达了。

或许这部人物传记片应该和汤汉克斯的《萨利机长》并列在一起看。同样是普通人，同样是英雄，同样是主旋律剧，它们主旋律传达出的主流价值观是不一样的。萨利机长最后要传达出的主流价值观是，奇迹是需要团体的配合才能诞生的，虽然我是英雄，但我只是危机发生那一刻中其中的一个变量，更重要的是大家的配合。而《焦裕禄》嘛，就很典型的国产人物片，抒情的、感慨的地方更多一些，故而更强调歌颂个人的品行，而非集体的力量。这两部戏很好地体现了中美主旋律剧的不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好的东西，它只要站在那里，就算不说话也会发出回响。

PS: BTW，汉克斯老了，可是演技还是那么的动人。就凭他那朴实无华的表演，我也能看完这90分钟几乎没有什么情节的电影。

——写于2019年4月29日

一、兰天考地　　 兰考，位于豫鲁边界辽阔的大平原上，由于历史上黄河的多次泛滥决口，使其到了共和国建国初期，形成了风沙、盐碱、内涝三大自然灾害，加上当时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浮夸作风，让本身就十分困难的兰考百姓更是雪上加霜，在全国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人数众多的兰考要饭大军，这让当时的兰考领导班子倍感压力。　　 本来，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和自然环境，兰考不是唯一，而是全国众多贫困地区的一个缩影。但是，随后兰考历史上两个特殊人物的出现，让本无任何可圈可点的兰考，成为全国的焦点。而在其随后的几十年里，给兰考的许多党员干都、甚至最基层的普通百姓，带来了灭顶之灾，时至今日，这种灾难仍未消除，它还在深深伤害着许多人，更让人如梗在喉的是有些人已带着冤屈，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两个特殊的人物是谁呢？一个是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个是先是被誉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后又身陷囹圄十三年的张钦礼。　　 对于焦裕禄，我们无需再多费笔墨，大通讯以及后来众多的文学作品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和张钦礼珠连璧和的默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通讯该说的都说了。有些事情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他们是亲历者，最具有发言权。而对于后来者，他们也有许多不解。焦裕禄，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县委书记，一个因病去世的处级干部，他在兰考工作一年多点，做了他应该做的份内之事，这在当时全国的干部中，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有些干部做的要比他更多、更高大。远的不说，同在河南的林县红旗渠和时任县委书记的杨贵，他们所处的险恶环境和重新安排林县山河的豪迈精神，其影响力远远大于兰考。做为因病去逝的焦裕禄，这也再正常不过了，肝癌晚期，在现在还是不治之症，现代医学至到今天还是束手无策。　　 张钦礼，土生土长的兰考人，父亲曾参加吴芝圃领导的农民起义，也是一位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老党员。张钦礼从小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在十五、六岁也投身到了民族独立的腥风血雨中，敌人为了抓到他，曾将他的新婚妻子刘秀芝抓去，逼她交出张钦礼。刘秀芝，这位也已参加革命的柔弱女子，以她对党、对丈夫的赤胆忠心，拒绝了敌人的威逼利诱，丧心病狂的敌人最终决定将她活埋，千钧一发之际，二好汉王拐子率战友将已马上就被活埋的刘秀芝从土坑中救出。建国后，年轻的张钦礼任考城县副县长、县长，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县长之一。兰封与考城合并为兰考县，张钦礼任县长，后任副书记兼县长。后来，兰考百姓对张钦礼有一个评价，说他是兰考的活地图，想必是他对兰考全县的每一个村庄、每一条河流、每一条道路都了如指掌的由衷赞誉。张钦礼的实干，在兰考的干部和群众中是有口皆碑的，而且善于动脑筋，做什么事情都是有调查、有计划、有安排、有落实、有验收，总是事无巨细。当然，张钦礼也会因一些对问题不同理解，会和班子成员产生不同意见。特别是针对兰考自然灾害的治理上，他的一些想法同主要领导常常意见相左，这使他感到有一种拳头打在棉花上，有劲使不出的感觉。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让本来就落后的兰考，更是雪上加霜，这让他终日寝食难安。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焦裕禄来到兰考，任兰考县委书记。大通讯是这样描述的：“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由此可见兰考当年的凄凉景象和困难局面。大通讯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描写，讲的是焦裕禄找到张钦礼的彻夜长谈，从此改变了兰考的历史进程，那就是成立除“三害”办公室。张钦礼自告奋勇的担负起了全县治理“三害”的重任。根据史料记载分析，焦裕禄同张钦礼的不谋而合，既统一了县委一班人的认识，又增强了全县党员干部的团结，从而更加调动了全县人民的干劲。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不是后来焦裕禄因病去世，对焦裕禄和张钦礼来说，到一九六六年底，兰考至少有四年的治理“三害”的有序工作安排和规划，而这种有序可使兰考的前进步伐会更好、更快。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假设。　　 焦裕禄虽然在兰考工作仅一年多时间，可他的精神让许多人敬佩和感动。这其中感受最深的非张钦礼莫属，这也给后来兰考和兰考的党员干部、普通百姓带来沉重打击和灾难埋下了伏笔。在这里，需要埋怨张钦礼的是，如何对待焦裕禄，是上级党组织的事，而你继续干好自已的工作也就罢了，又是在全省会议上介绍焦裕禄的事迹，又是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你何必呢？大通讯的发表，加上中国头牌播音员齐越饱含深情的播音，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中国正需要焦裕禄这种典型，这就马上让兰考这个以前默默无闻的豫东小县，突然间闻名全国，兰考从此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曾有人揣测过张钦礼此时此刻的用心，说他是想推出焦裕禄以捞取政治资本，从而达到当县委一把手的愿望；还有人猜测后来局势的发展张钦礼也无法驾驭，只能咽下焦裕禄这枚苦果。张钦礼宣传焦裕禄事迹的初衷，由于张钦礼已于二００四年五月七日去逝，我们无法亲自核实，但就张钦礼一贯的工作作风和他的行为，捞取政治资本的揣测不值一驳；更令许多兰考人不解的，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亲自出面给中央写信，指出大通讯的几处不实，这也为极力想否定焦裕禄精神的资改派们提供了口实，这也算是一种大义灭亲吧。不知后来张钦礼知道这件事后，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滋味，他为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而付出的惨痛代价值吗？焦裕禄的几个子女因为焦裕禄，都仕途顺利，官运亨通；而张钦礼的几个子女全都在靠做生意过活，不过，这几个子女在兰考的口碑，远远胜过焦裕禄的几个子女。　　 张钦礼几经浮沉，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干预下，他开始主政兰考。从此张钦礼在兰考这个舞台上，使他的领导艺术和务实作风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如网的沟渠使内涝无踪，如繁星的树木使风沙无痕，特别是引黄灌淤工程，不但改造了盐碱地，更使兰考二十七万亩土地，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良田。与此同时，兰考的工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可以说从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兰考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　　 说到这里，还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时任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的秦一飞，一个是焦裕禄的继任者，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周化民。据和秦一飞共过事的人讲，秦一飞是一个报复心特别强的人，属于小肚鸡肠类型的人。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秦一飞对张钦礼欲置于死地而快的呢？从资料上看，确实没办法理解，一个共同的看法是，张钦礼在宣传焦裕禄事迹的事情上，不向上级领导请示，擅做主张。并且秦一飞认为张钦礼言过其实，焦裕禄的事迹没有那么伟大，所以，在全国都开始轰轰烈烈的学习焦裕禄事迹的时候，在开封、在兰考基本上没什么动静。而作为焦裕禄继任者的周化民，他对秦一飞惟命是从，对他来说，只有自己比焦裕禄更贴近群众，做的工作比焦裕禄更多，兰考的干部群众才会认可他，这无形中让他感到了空前的压力，认为张钦礼给他出了一个大难题。他们的消极抵触情绪，被省委领导发现后，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省委书记刘建勋专门将他们两个叫到省委，这让秦一飞和周化民感到极无颜面，认为是张钦礼告的状，所以对张钦礼的恨也由此而生。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兰考也和全国一样，形成了两派。在捍卫焦裕禄精神和反对焦裕禄精神而形成对立，渐渐的反对焦裕禄精神的一派占了上风，在军队的介入下，支持焦裕禄、张钦礼的干部群众遭到空前镇压，以致兰考监狱人满为患，许多人被转至东明、杞县等地关押，张钦礼更是遭受非人折磨。在周总理的干预下，河南省军区将张钦礼放出并护送到北京，当周总理见到已不成人样的张钦礼的时候，悲愤之情难以言表。张钦礼从北京回到兰考后，他不计前嫌，团结兰考的广大干部群众，将一门心思全部用到了发展兰考经济上。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当张钦礼们也沉浸在一九七六年胜利的十月的喜悦之中时，全国的两案清查运动开始了。这次，张钦礼就没有前几次牢狱之灾那么幸运了，那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在，他有地方可以诉冤，而这一次是那么的让他始料不及。说起“三种人”，不论怎么靠，张钦礼都没资格享受这份“殊荣”，说他在文革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这更是无稽之谈，文革中他的被捕入狱，正是林彪在河南的追随者王新一手制造的；关于“四人帮”，想必后来“揭、批、查”运动中的主要领导者们，他们“高瞻远瞩”，从一开始就同林彪、“四人帮”做了坚决的斗争，而张钦礼们就只有“追随”的份了。　　 这里需要弄清楚的是：什么是两案清查运动？当时的中央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运动？搞这样一个运动要达到什么一种目的？所谓的两案清查运动是指深入揭、批、查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思想上清除其流毒和影响，组织上进行整顿，把一些帮派人物从领导班子中调整出去。　　 张钦礼与这些靠上边吗？请看如下事实：　　 一、1967年1月29日，开封军分区支左部队进入兰考当天，就通过传单和有线广播宣布，张钦礼是兰考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是张钦礼的反革命集团，坚决予以镇压。当即由“卫东林焦”的成员带领和指认，抓捕张钦礼及“卫焦”组织负责人和被认为支持“卫焦”的各级党政干部。抓捕行动持续到同年的3月上旬，总计将张钦礼等各级领导干部，“卫焦”组织的农民、工人、学生1260多人抓进监狱，兰考关不下，分押到杞县、东明监狱。凡焦裕禄生前在兰考树立的模范人物，除三害办公室人员，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写回忆文章纪念焦裕禄的各级干部，直至在兰考为焦裕禄这一典型说过公道话的外地学生都被一网打尽，极少幸免。　　 二、1971年初，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王新把持了河南大权，把张钦礼调往信阳地区，随即派军宣队进入兰考，批判张钦礼的“生产党”，文革初期大反焦裕禄的“卫东林焦”的头头们，又乘机掀起派性恶浪，对1966年、1967年他们曾经关押捆打过的“卫焦”组织的干部和群众实施了第二次全面迫害。他们首先免去了上至革委会，下至农村生产队，工厂车间班组中所有持过“卫焦”观点的人的职务。再次形成一派掌权的政治结构后，进而对免职人员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又把数百名抵制他们派性报复的职工，干部拉到外县以办学习班为名，长期剥夺人身自由。在非法逮捕十多人，意欲继续更大规模逮捕时，赶上林彪叛逃之事公开，才暂时停手。而张钦礼事实上而被软禁在大别山中。　　 十年文革中，张钦礼是否有可能、有本事在兰考组织一个反党的帮派体系？他本人是否够得上“四人帮”的成员？甚至在粉碎“四人帮”的前一分钟他是否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至今没有人能做出理性的回答。但是，在1977——1978年的清查运动中，张钦礼却作为“四人帮”在兰考的骨干而锒铛入狱，判处重刑；张钦礼主持工作时的各级领导成员作为“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而一道被“粉碎”。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张钦礼主政兰考期间都干了什么？　　 在农业上，县委带领干部和农民群众又用引黄灌淤，稻改，再改造27万亩沙荒、盐碱为世代可耕的良田，开通了历史上没有开通的排涝河道，排涝能力达到50年一遇的标准，根本上消除了“三害”，实现了焦裕禄的遗愿。在此基础上，以每年500眼的进度大搞井河建设，结合打井，平整土地35万亩，至76年底，共建成45万亩井河双保险、机电双配套的稳产高产田，全县230多个大队，每队都拥有2台大型拖拉机，实现了耕作机械化。兰考这个吃粮靠返销的老缺粮县已能向国家提供3000万斤余粮，100万斤油料，80万斤皮棉的余粮县了。　　 在工业建设上，张钦礼在第一次主持工作时兴建5座大厂的基础上，再建5座国营大厂，50多座社、队集体工厂，所生产的砖瓦机、变压器、电动机、潜水泵、深井泵、四轮拖拉机均为省内外的领先产品，红葡萄酒、白葡萄酒是香港的抢手货，供不应求。企业的发展促使财政好转，至1976年，兰考已达到收支平衡，略有盈余。而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兰考，财政入不敷出，国有企业全部卖光，职工全部下岗，仅每年就需向上面要三个亿，才能维持政府机构的运转和公务员的工资。　　 “四人帮”有一个罪名叫祸国殃民，而他们的所谓“追随者”张钦礼，不但没有祸县殃民，反而改变了兰考落后面貌，实现了焦裕禄的遗愿，谁见过这样的“追随者”？　　 还得说一下秦一飞和周化民，在逮捕张钦礼的同时，兰考莫名其妙的从开封地区划归商丘地区，待张钦礼被判十三年重刑后，又重新划回开封，而此时商丘地委书记又恰恰是周化民。在兰考划归商丘的一年时间里，在周化民的直接操控下，兰考的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文革以来的第三次大换班。凡是文革初期发表过批判周化民否定焦裕禄事迹言行，参加过或支持过“卫焦”群众组织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论错误大小，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免职，一律作为清查对象，纵横扫荡，不留出路。凡是加入过“卫东林焦”组织，整过张钦礼及其支持者的人，不论有无劣迹，不论能力如何，统统破格提拔，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紧随张钦礼被捕、被判，兰考的“清查对象”中有50多人被捕，搭乘河南省突击判刑的快车于79年12月以形形色色的刑事罪名通通判刑。曾有人问过周化民，你当过兰考的县委书记，情况你都了解，兰考不至于如此吧？周化民说，那还不是张钦礼得罪了秦一飞，秦一飞有人，冤也得判。　　 其实，在两案清查运动中，河南不仅将运动扩大化，而且相对于前几次运动来说，又制造了更多的冤、假、错案。兰考如此，全省许多地方如此。有人作过这样一个统计：在两案清查运动中，被捕、被抓、被判、被开除公职、党籍、被撤职的，全国有13多万人，但河南就达10万多人，而兰考也有50多人被判刑（被开除公职、党籍、被撤职的没计算在内）。　　 焦裕禄和张钦礼都己作古，在兰考这个祭坛上，他们演绎出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我相信，既使时光倒流，张钦礼也会选择宣传焦裕禄的事迹，可焦裕禄呢？你会不遗余力的选择宣传张钦礼的事迹吗？在天堂，你哥俩好好议下这个话题好吗？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共两党之争已成历史，一笑泯恩仇，那些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战犯如沈醉之流也不过被禁十年而遭特赦；共产党创始人毛泽东主席处理党内路线斗争“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对另立中央的张国焘还尽力挽留。毛主席、周总理逝世后，有人另辟蹊径，口头上说取消阶级斗争，实际上则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党内大开杀戒，对坚持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人关的关、杀的杀，无任何底线。张钦礼冤案说明了什么？当法律一旦成为当权者泄私愤的工具，“是非”与“公平”都成了儿戏。执政者践踏法律、蔑视公平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不仅是张钦礼及其家人的悲哀，也是共产党及整个社会的悲哀。这一兰考现代祭坛上的奇观将为历史留下悬案，或许会成为共产党内斗之经典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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